开元棋牌iOS版
  •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,中央在今年发出连续第16个指导“三农”工作的一号文件。中央如此重视三农问题,可见三农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。

    从2004年中央发出新世纪第一个涉农一号文件至今,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,大量“三农”问题得到了解决,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。新问题是在新时期必然要产生的,并且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。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贺雪峰认为,解决“三农”问题,需要情怀,更需要智慧。

    新时期的重要特征是中国进入了高速城市化时期。贺雪峰表示,城市化意味着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。城市化首先是农村精英进城,农村人财物进城,农村因此出现了空心化。2004年,中央发布新时期第一个涉农一号文件,当时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,并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各种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。2001年,中国加入WTO,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,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。到了现阶段,农村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,并且越来越多农民全家进城买房,完成了从农村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历史性进程。

    如何看待农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,具备较好条件的农民家庭全家进城,以及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?贺雪峰向新京报记者表示,农村人口减少,出现空心化和老龄化,是历史必然规律。2004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41.76%,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0%,短短15年时间,城镇化率增加近20个百分点,城镇化已由每年量的积累达到现在的质变,2004年的“三农”问题与当前的“三农”问题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
    当前“三农”最根本的问题是,在人财物大量流出的背景下,如何保持农村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。贺雪峰认为,从生产秩序来讲,大量农民全家进城,他们是农村土地的承包者,但是不再种地。而种地农户仅靠自家承包地无法获得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,存在“流转土地以扩大经营面积”的需求。当农村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越来越分离时,采取何种农地政策,国家财政如何支农,就与之前存在完全不同的内涵。从生活秩序上讲,过去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,有内生秩序的能力。现在农民发生巨大分化,农民收入也多元化了,传统的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已无法维系,农民盼望地方政府介入,比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“采取约束性强的措施……对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”。移风易俗仅靠社会内部力量是不够的,没有政府倡导,没有政策支撑,没有群众基层组织的参与,农民辛辛苦苦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就会被浪费性的攀比消耗掉。

    贺雪峰表示,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不断依据农村实际调整政策,采取对策,给予“三农”工作大力支持。无论是过去中央提倡的乡村建设,还是现在中央提倡的乡村振兴,都是要解决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。这些问题每年都有变化,我们不能操之过急。

    当前中国有6亿农村人口和2亿多农民工,占到全国人口的大多数。不仅农民需要依托农村和农业来维系自己“致富奔小康”的梦想,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也仍然在城市缺少体面的安居条件,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城失败后还要返回农村,农村是进城农民工的最后退路,也是他们的基本保障。正是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,中国才有应对经济周期的巨大能力。农村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。

    “三农”问题是全局性问题,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。因此,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绝非一日之功。解决“三农”问题,最忌讳只喊口号和急功近利。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来完成历史性的任务,在一个阶段就做好一个阶段的工作。中央连续16年发布涉农一号文件,本身就表明了中央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耐心和决心。

  • 责任编辑:sn
  • 相关文章
  • 发表评论
  • 评分: 1 2 3 4 5

        
  • ·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。
  • ·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(直接或间接导致的)。
  • ·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。